元代诗歌叙事纪实观念探析

元代诗歌的叙事性得益于其叙事纪实的诗歌创作实践，“实”是元代诗歌的重要叙事特征之一。学界有诸多学者认为，叙事纪实是元代诗歌的重要特色，如杨镰《元诗叙事纪实特征研究》一文，探讨了元诗的同题集咏、以诗补史，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叙事诗歌的特色。邱江宁《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一书中，也分析了奎章阁文人群体诗歌的叙事纪实特征。叙事以纪实，何以成为元代诗歌的重要特征？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解析：

一、元代诗歌对“诗史”传统的继承

从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文学作品的出现，即与“记事”这一行为有着高度密切的关联。中国人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很早便将经历过的事件认真记录下来，乃至后来发展出史学。因此，史学与叙事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或者可以说，中国叙事学最早的源头即是史学，史学界很早便对叙事的规范性进行讨论和界定，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便是“实”。如陈寿《三国志》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1]可见，在中国叙事传统中，“实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实”的内涵即客观、真实，不虚化美化，不隐瞒丑恶，说理叙事条理清晰。这也奠定了中国叙事传统的基本品格。

由史学发展而来的“实录”的叙事品格，也被诗学所借鉴和继承。在中国人善于记录历史的文化传统下，其根本任务由史学与文学共同承担，诗歌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真实的历史有两个面向：一是史学之实的面向。史家着重于记录历史事件本身，其所呈现出的真实是事件的主干本身。二是文学之实的面向。李山在《诗经析读》中说：“诗比史更真实，史只能提供给人往事的知识，而诗却能把大时代中活生生的人，他的期盼，他的焦虑，以及一些世道人情，亘古常新地保存下来。”[2]因此，史录之实如树干，使事实获得基本的厘清；诗歌之实如枝叶，让真实的历史有充沛的展现空间，在人的情感向度和社会细节方面表面更生动的真实。

在诗歌中展现社会历史事实的创作理念，被称为“诗史”。这一词汇最早进入文学批评领域，是在唐代晚期孟棨所著《本事诗》一书中：“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3]诗与史的融合，是诗歌现实主义内容的基石，董乃斌先生认为，“诗史传统是构成叙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4]。元代诗人以反映社会现实为诗歌创作目的，正是继承了“诗史”的创作传统所致[5]。

在纪实观念的影响下，元代诗人写下大量的记录真实历史事件的诗歌。诗人不仅有意识地以“纪事”为标题，如周伯琦《是年复科举取士制承中书檄以八月十九日至上京即国子监为试院考试乡贡进士纪事》，王恽《甘不川在上都西北七百里外董侯承旨扈从北回遇于榆林酒间因及今秋大狝之盛书六绝以纪其事》等。而有些在诗歌直述历史事件，反映出真实生动的历史现实画面，起到以诗叙事、补史的作用。例如周霆震《人食人》：

髑髅夜哭天难补，旷劫生人半为虎。味甘同类日磨牙，肠腹深于北邙土。郊关之外衢路傍，旦暮反接如驱羊。喧呼朵颐择肥，快刀一落争取将。凭陵大嚼刳心燎，竞睹兕觥夸饮。不知剑吼已相随，后日还贻髑髅笑。阴风腐余犬鼠争，白昼鬼语偕人行。衔冤抱痛连死骨，着地春草无由生。睢阳爱姬忍喋血，长安仇家俊臣舌。摅忠疾恶古或闻，未 烹 互吞灭。五云深处藏飞龙，天路险艰何日通。皇心万一闵遗孑，再与六合开鸿蒙。

这首诗所反映出的内容，可谓是触目惊心。或由于人为的战乱，或由于人难掌控的天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强烈的异变，变成了彼此的口粮。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仿佛是老虎与猎物的关系。强壮的人杀死较弱的人，直接剖开心肝当下酒菜。可是强壮的人身后还站着更强的人，今日吃人的人，日后也会被吃，早先被吃的人已化作骷髅，看到这一幕也不免予以讥笑。人剩下的白骨被狗和老鼠争抢，白天行路的人身边也围满了冤魂，冤魂的戾气甚至导致土地上寸草不生。这一系列的画面叙述，使人读来胆战心惊。这些事件在和平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其惨况超乎人的忍受程度。

从历史纪实的角度来看，这类事件若出现在正统的史书中，往往只以“人相食”而一笔带过，不会有如此细致的场景叙述。而周霆震之诗进行了如此丰富的细节场面叙述，给人带来的震撼感，使人对当时历史的认知更为深刻。再者，从诗歌艺术的角度来看，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曾有《轻肥》一诗，此诗的表现手法是先列述达官显贵奢侈赴宴的场景，在诗歌的最后一句写“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形成强烈的对比，是一种较为含蓄的表现方式。但是周霆震之诗直接叙述人吃人的画面，其“纪实”的强烈程度比白居易之诗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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