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书写的古今演变及现代性转化以明清和现代

疾病和治疗贯穿了整个人类的文化史，中国早期的甲骨文上就记载了先民用鱼、枣以及艾叶治疗疾病的卜辞。《黄帝内经》是先秦时期论述疾病和养生的最为重要的文献，它奠定了中医治疗的理论基础。随着人们对于医疗知识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明清时期已经形成了稳定成熟的中医体系，各种有关医疗和疾病的记载见之于历史作品、笔记小说等文学体裁中。从十六世纪开始，传教士将西医带入中国，开启了中国医疗现代化的萌芽。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知识分子们以先锋激进的姿态批判传统文化，鲁迅、郭沫若等一批人更是有着学习西医的经历，他们看待疾病的眼光就更科学、更理性，他们作品中的疾病也就更具现代性，成为中国文学向现代性转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一、 疾病的生成：从道德的惩戒、天命到社会达尔文主义

作为一种破坏人身体健康的反面力量，疾病如何诞生，这成了思考疾病文化的一个重要话题。人类早期的先民常常将疾病归结为一种神秘的因素，即神魔的作祟或者是神对于人类罪恶的惩罚。《俄狄浦斯》中，因为杀害了前忒拜城国王的人一直没有受到惩罚，所以瘟疫就肆无忌惮地吞噬国人的性命。《圣经》中也有诸多因为做坏事而遭到天惩(生病)的事例。中国民间至今流传的“驱瘟神”等巫术仪式其实也就是神魔导致疾病这一观念的表现。

疾病作为道德惩罚的艺术描写，在中国明清小说中也有很多例子。《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是一个悍泼的女人，她的丈夫经常受其虐待，后来一个高僧指点她丈夫虔诚持诵《金刚经》，薛素姐因此便“渐觉心慌眼跳，肉战魂惊，恶梦常侵，饮食减少”，疾病渐生直至“卧床不起”。《金瓶梅》中的疾病也同样作为一种惩戒而存在，西门庆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善于利用各种手段勾结党羽，投机倒把，诓骗行贿，无恶不作，钱财助长了他私欲的极度膨胀，他甚至宣称：“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纵欲无度下，西门庆最终肾水枯竭而死。身体的出轨和狂欢成了作者对社会症结的诊断，西门庆的悲惨下场告诉人们，这种背离道德的生活必将导致疾病，最终夺取人的性命。

道德的缺失导致疾病，是明清小说常用的叙事模式，除此之外，明清小说中的疾病还是人无法避免的“天命”。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命题，“天命”不仅意味着受命之人有着异人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天命”还是无限崇高的先验存在以及故事的内在动力。《红楼梦》中黛玉之病就是这种“天命”观的表现，林黛玉刚出场时，众人见她“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在轮回的发轫之初，“天命”就给疾病“命名”：“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为了报答石头的灌溉之恩，绛珠仙子要“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在小说中，除了黛玉的疾病外，天命作为形上之道，还具象为种种神秘现象的内在关联，《红楼梦》中宝玉失玉精神失常之前，大观园中一棵枯萎多年的海棠死而复活并开了花，接着元妃染疾身亡，这些都使得宝玉的失常脱离了医理范畴而成为神秘的因缘际会中的一环。通过“天命”书写疾病，曹雪芹展示了一种对人自身命运的自省以及对个人和社会强烈的悲剧意识。

到了“五四”时期，“在小说中，‘病’字的出现频率明显高于古代小说，更远远高于十七年小说”，而“病字出现频率高的作品也通常被认为是更具代表性的‘五四’小说作品”。[注]谭光辉：《症状的症状：疾病隐喻与中国现代小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82页。新文学“重写”了传统的这一母题，“疾病”的隐喻意义发生了改变，新文学中的疾病大多与被旧势力压迫的人或者是守旧者相关，而那些站在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之中，勇于与旧的家庭斗争甚至决裂的人们，总是那样的健康而富有朝气。《家》中的梅表姐和《红楼梦》的林黛玉一样也身患肺病，而且她们和心仪之人的爱情都没有得到家族权威的合法认证，但是梅的疾病却是个人被礼教压制的外在表征。梅的恋人觉新，善良但却软弱，生命之重使他一次次妥协，他的身体虽然没有如同梅一样快速地走向灭亡，但是作者也在小说中一次次地提到他的咳嗽以及吐血等一系列疾病加深的症状。再比如《秋》中的枚表弟，他生活在一个守旧的家庭中，懦弱胆小，他的生活完全在父亲周伯涛的导演下演绎，甚至他的结婚仪式也只是成为封建礼教的一场表演，他“穿着长袍马褂，听人指挥，举动呆板，衣服宽大，活象一个傀儡”，在属于他自己的“重要的喜庆的日子”，“他已经感觉到了压迫，却没有得着自己盼望的鼓舞和安慰。这种情形更减少了他的喜悦，增加了他的恐惧”。没有自由、没有属于自己的快乐，枚以一个瘦弱、苍白、胆怯的可怜虫形象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除了这些被封建礼教压抑后患病的青年外，恪守家庭规范或者是礼教的执行者们，同样也成了封建伦常的陪葬者，这之中典型的要算高老太爷和二叔克明，作为封建守旧人物的代表，他们用礼教教育子弟，在扼杀青年人幸福和自由的同时，他们自己也逐渐地病入膏肓并走向死亡。在这一富有代表性的小说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得以展现，封建礼教的身体力行者或者妥协于封建礼教的人们，都成了社会进化洪流中的被淘汰者，身体的疾病在这里是个人在社会洪流中被淘汰的隐喻，既来源于医学意义上长期压抑后产生的身体病变，同时也源于社会达尔文意义上的优胜劣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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