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培养人才才是实现中华复兴的“人间正道”

焦点：“人才”培养的着眼点应放在“人生”实践上，只有通过弘扬中华的优秀文化，依托于社会的加速发展，才能培养出真正卓越的人才。

“人才”是指德才兼备的人和具备某种特长的人，前者要求更全面严格。进一步结合社会和个人生存轨迹，采用“人生”实践来表征社会与个人努力相结合情况以及个人生命过程的成效，似更具体明确。

“人生”实践是指个体在社会中生存运动的整个过程，生命结束“人生”终结，但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而言，杰出“人生”还会在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甚至形成文化明亮点迹而长存，这是一种超越生命极限的人生。

一类“人生”实践受困于科技发展水平而失败，这种所谓的“失败”具有正面的借鉴作用：如美国国家计划在20世纪50年代投入30亿美元资金及大量精锐科技力量研究核聚变发电项目，历经30年而失败，一批杰出物理学家告憾人生。

另一类“人生”实践虽未得到一时的认可而遗憾，但历史最终给予肯定，以历史留迹方式实现更永久的“人生”实践。如著名物理学家波兹曼发现物理热力学领域重要物理特征参数“熵”而做出历史性贡献，但不被当时物理界认同而郁闷自杀，但他的无字墓碑：S＝klnW（S熵，k波兹曼常数，W微观状态数）却常存人类文化中。又如世界著名女物理学家吴剑雄教授对实验物理做出杰出贡献，却被隔离于诺贝尔奖之外，物理科学界都为她不平，但吴教授以博大的胸怀坦然对待！

还有一类“人生”实践毁誉参半，例如著名物理学家海森伯一方面对物理学做出杰出贡献，另一方面帮助纳粹德国研制原子弹，物理界虽承认其学术贡献，但又非常鄙视其帮助纳粹的恶劣行为！又如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尽管在学术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其同时又是迫害犹太人的积极“人物”，连自己的导师也迫害。对待这类“人生”实践，只有实事求是地肯定“正面”，批判“负面”，辩证对待。

可以看出：“人生”实践受制于其所在的社会环境，个体并不能完全主宰。社会是人组成的“社会”，人是社会中人。虽然人类社会作为一个不停运动开放复杂巨系统，其多层次多剖面运行规律和状态不可能准确预知和掌握，但人与社会共同发展是亘古不变的“规律”，只得遵守并努力于共同发展，别无出路。此外，社会整体与局部永存对立矛盾，现今社会的发展存在很多偏颇（如单边强权主义文化观仍占世界主流并控制世界秩序便是实例），但社会总体来说是在前进，应尽力探寻和谐对立统一的出路。著名英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罗素说：“假如中国人能自由的吸取西方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中华文明将能在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必将辉煌成就。”罗素教授近一百年前就将文化发展与国家、社会、民族兴旺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是充满智慧的真知灼见。文化是人类在漫长实践探索中积累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在人类生存发展中“为了人”和由“人所为”不断积叠和修正，因此弘扬文化、社会发展与人才培养共融是自然并顺理成章的。对于我国而言，只有通过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加速社会发展、大力培养人才，才是实现伟大中华复兴的“人间正道”！

在中华先进文化的指引下，我们当前的要务是切实提升高等教育质量，落实在学生和教师素质和能力提高上，重视人生实践，培养更多的卓越人才。下面重点从高校和高校教师等两方面具体阐述。

高校的主要发展方向应强调建设具有特色先进校园文化和大学精神为主旨的文化基地，抑止各种落后价值观的负面影响（如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只顾自己不顾社会国家）。高校定位（尤其是国家重点大学）应定位于先进文化基地和思想库和智囊，理工科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充当探索未来发展的先锋和生力军。高校应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贯彻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师生共进的方针，教学和科研达到和谐对立统一，多出前沿科技成果和高素质、强能力的毕业生，使之较成为建设国家和社会的骨干人才。

教师要把教学当作人生事业，而决不只是谋生糊口的职业，教师应不断反思提高，提高为师之道，即传道、授业、解惑。教师要“身教”重于“言教”，重视因材施教，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对学生常会“用一世”，而专业课往往“用一时”，所从事基础课及专业基础课的教师，任务艰巨，须大力关注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的改革发展；讲授内容应“上不封顶”，使学习能力强的学生有足够学习空间，因材施教则对一般学生应达基本要求。教师决不能将学生（尤其研究生）充当廉价劳动力，以完成承担合同任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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