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背景考察粟特人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
粟特人,在中国文献中又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粟特胡等,属于伊朗系统的中亚古代民族,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粟特语(Sogdian),使用阿拉美文的变体——粟特文。粟特人生活在中亚阿姆河(Ainu Darya)与锡尔河(Syr Darya)之间的河中地区(Transoxiana),特别是泽拉夫珊河谷(Zarafshan Valley)一带。这里通常又被西方古典文献称为粟特地区(Sogdiana),是中西陆路交通要道的枢纽,也是古代伊朗、印度、希腊、罗马、中国等多种文明的汇聚之地[1]3。
一、多元文明的交汇地区
唐代中西交通大开,来到中国的粟特人甚众。这些粟特人为了不忘故国,同时迎合中国姓氏的习惯,遂以自己城邦小国的名称为姓。当时粟特地区以昭武为王姓的城邦主要有九个,称昭武九姓。历史上的粟特人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长期受周边强大外族势力控制,先后臣属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朝、康居国、大月氏部、贵霜帝国等。在异族长期统治下,粟特人非但没有灭绝,反而增强了自身应变能力,不仅保存独立的王统世系,而且成为中古时代控制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1]5。
公元前2千纪到1千纪之间,粟特人连同花喇子模人、西徐亚人等东伊朗民族一同生活在伊朗高原东北部地区。公元前6世纪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崛起后,这一地区又成为其索格底亚那行省。此后,粟特地区先后被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帝国、大夏(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统治。根据汉文资料,在西汉至北魏之前,此地建立了康居王国。随后,粟特地区又被嚈哒、突厥所占据,直到6世纪左右,在这一地区再现昭武九姓[2]。
(一)希腊文明的渗透
公元前334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前336—前323)率军征服希腊各城邦,并远征波斯。公元前331年重创波斯大流士三世,结束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开始了亚历山大帝国统治的时代,伊朗地区进入希腊化时代。不久之后,亚历山大又开启对中亚的征服,同时也遭到粟特地区的激烈反抗。由于希腊文化与当地本土文化产生冲突,粟特人民对亚历山大帝国的侵占进行顽强抵抗。为了加速对这一地区的征服,亚历山大实施一系列笼络人心的举措,极力拉拢上层贵族,与贵族联姻,并采用当地的制度习俗,如规定施行波斯朝仪,行跪拜礼,且其本人身体力行,戴波斯冠,穿波斯紫服,成为波斯式的皇帝[3]5。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努力下,粟特地区逐渐归附。亚历山大采用包容和宽松的管理手段,并没有过多地改变这一地区的社会内部结构。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逝世,公元前306年塞琉古又征服了索格底亚那。此后,粟特人一直进行着反抗塞琉古帝国统治的斗争。塞琉古命其长子安条克治理索格底亚那所属的上行省地区,但收效甚微。公元前250年,巴克特里亚总督狄奥多塔斯(Deodotus)宣布自己为希腊—巴克特里亚(中文史书称为大夏)国王,辖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和马尔吉安那三个行省。这样,索格底亚那地区事实上又处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管辖之下。
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统治期间,由于月氏人的活跃,引发中亚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运动。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衰亡之后,这一地区又出现一个新兴国家——康居。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在逃离匈奴后,是先到大宛(费尔干纳),然后被送到康居,最后才到达大月氏。这时大月氏已经占据阿姆河以南地区,而阿姆河以北的索格底亚那地区则由康居国控制。
(二)康居时代
《汉书·西域传》记载康居有五小王。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康居五小王即隋唐时期粟特地区诸国中的安、石、史、何、火寻,都依附于康居。《汉书·西域传》载:“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4]卷九十六上《西域传》3892此后,《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晋书·武帝纪》《晋书·苻坚载记》都有康居遣使来华的记载。康居是自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衰落后,在索格底亚那地区崛起的王国。尽管康居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管辖着周边诸多小国,但它的管理和统治依然是松散的,所辖小国有比较大的独立自主权。康居王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一直延续到公元5世纪前后。
(三)嚈哒帝国的统治
4世纪后期,在中亚地区,嚈哒帝国逐渐强大起来。嚈哒首先征服索格底亚那,又攻灭贵霜,最后定居于巴克特里亚地区。《魏书·西域传》记载:“嚈哒国,在于阗之西,高车别种。其源处于塞北,自金山而南,至文成帝时已八九十年矣。”[5]卷一百二《西域传》嚈哒国统治索格底亚那地区是4世纪后期至5世纪初。嚈哒统治粟特地区之后,也实施比较松散的管理方法。“粟特地区对于嚈哒宗主地位的承认主要体现在缴纳贡金上。嚈哒为了收缴更多的贡金,经常给予粟特诸国的内部社会生活以非常自由的独立权力,同时还大力鼓励粟特民族发展东西方贸易。因此,这些城邦国家仍以独立国家的名义对中原北魏王朝进行朝贡贸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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