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吟诵与佛教的因缘际会 ——读张培锋教授

佛教与传统吟唱的关系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历史现象的错综交织，纷繁复杂，以及史料的不足等诸多因素，一直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难题。南开大学张培锋教授所著《佛教与传统吟唱的文化学考察》［1］一书，不但对华夏文化重要遗存之一的吟诵之起源和发展以及佛教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做出全面考察，而且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展示出来的方法论意义也值得认真关注。

张培锋教授在书的开篇便提出：历史如同一只瓷瓶，在悠远时空所交织的缘起缘灭中，散为万千碎片。“所谓‘还原历史’，也就是力求将这些碎片重新拼接起来。”［2］1正如千江月影，皆为月体之一分，无所谓孰真孰伪，学术研究同样不宜，也“无法根据一己之见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史料判断真伪”［2］3。由此，全书依据佛教的缘起史观，同时借鉴钱锺书先生拈示的“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的循环阐释方法［3］，“一视同仁地看待存世的一切被人为划分为历史、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不同学科的材料”，［2］2从广阔宏深的“文化学”视角，对佛教与传统吟唱关系问题，做出全面、深入、细致、独到的考察，力求展现“中国佛教音声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及其与中华礼乐文化传统的关系”的发展脉络，并“最终揭示‘吟诵’这一中华文化传统的深厚内涵”。［2］6

首先，论著揭示了华夏 “礼乐文明最深层的意义：根源于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宗教理念”。［2］11对于出乎天地、平正和美、撙节人欲之乐的推崇，是华夏智慧先民共同的“英雄所见”。这种音乐即雅正之乐，其来源与作用，具有天然的宗教性质。论著揭出“华夏古乐的核心精神是源自天地人的自然和谐”之要义。［2］32华夏古乐本乎天地、贯通宇宙，具有宗教神秘性；华夏古乐带有“大道至简”般的平淡和美的音乐风格；华夏古乐是人的一颗自在、自然之心的外现。论著还对历史上所谓“礼崩乐坏”的内涵做出深刻允当的解读，指出战乱分裂中的王朝“无力维持庞大的礼乐制度，导致礼乐从朝廷流向民间，从中原流向四夷”，这是“礼崩乐坏”的本质意义。［2］22而以老子为首的古道家学派，即在第一次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携之西传，并与西域地区原有的小乘佛教融合，形成以华夏礼乐精神为核心的大乘佛教，并在第二次礼崩乐坏的东汉之时，回传中原。换言之，“礼崩乐坏绝非是因为佛教传入，中国佛教的根本精神恰恰是为了挽救与弥补崩坏了的礼乐仁义”。［2］23

论著在考察佛教内部吟唱传统之时，将小乘佛教排斥吟咏唱赞，到大乘佛教接受并赞叹之这一历史过程清晰呈现。佛教对音声观念的根本转变，“是借鉴了外道的‘讽诵经典作吟咏声’的方法”，“而这里所谓‘外道’很可能即是来自华夏民族的道家学派”。［2］45“‘以音声为佛事’实为中国佛教在有着悠久礼乐传统的华夏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一个具有‘自主创新性’的理论命题”。［2］48—49其后，系统考察了华严、天台、禅宗几个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大乘佛教宗派对于佛教音声功德、意义之赞述的相关资料，再次证成大乘佛教音声理论，有着华夏礼乐文化深厚积淀的事实。“重声而又‘不为声迷’是佛教音声的一个重要原则”。［2］60理论上讲，“世俗一切音声皆可为 ‘佛事’”［2］64，而不为声迷的关键，则在于保有一颗澄澈之心。这颗自在、自然、澄澈的心，同样也是理解华夏古乐内蕴的锁钥。由于对“礼崩乐坏”最重要的含义重新做出楷定—— “由于后继无人，音声难以口耳相传而导致失传，而一旦失传，便难以弥补”。［2］74故而貌似崩坏的古代礼乐，恰恰由古代具有代际传承关系的僧道教团保存下来。历史上程颢过定林寺“三代礼乐，尽在是矣”的感叹［4］，司马光游洛阳诸寺所说“不谓三代礼乐在缁衣中”的话［5］，都不是圣贤一时兴到的偶然之论。论著由此详细论证了中国佛教音声源于华夏的基本事实，即“由于华、梵语言的不同，汉地流传的佛教音声事实上只能来源于中国本土” “自古论及梵呗者，多用中国固有音声理论来阐发”“中国佛教的音声追求与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完全一致”“佛教梵呗大量使用了中国传统古乐器”“佛教梵呗的记录工具与中国传统音乐记录工具相同”等。［2］76-90

其次，论著对于佛教与传统吟唱的“源头”问题做出系统梳理。它发挥推导牛龙菲先生在《古乐发隐》一书中关于西域古乐文明与华夏音乐亲缘关系之考论，揭出西域地区在汉末中原丧乱之际，“之所以能够发挥传承华夏礼乐文化的作用，是因为在此之前早已广泛接受了华夏文化”，华夏文化“实际上主导着这一地区的文化形貌”的重要观点。［2］124其后通过对 “老子化胡说”文化意义的新探，对上述观点做出有力证明。这部分内容正是此书采用佛教缘起史观以及大乘佛教的平等观，对相关领域进行学术研究的生动写照。老子西行、化胡之论，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以来，史不绝书。如果先验地将其仅仅看作道徒攻击佛教的捏造之言，则无法明了“这种说法之所以形成的真实历史依据和真实历史含义”。［2］126对“老子化胡说”之形成，孙昌武先生曾指出，“当时（按指东汉时期）佛教在中土扎根未稳，黄老之学盛行，老子逐渐被神化，应是佛教方面自神其教的说法，意图在表明二教的一致性，因而毋宁说是替佛教的存在作辩护的”。［6］孙先生此论值得深长思之。老子化胡等系列故事的情节与理念，在佛经中多能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学界通行观点认为，这是道经对佛经的模仿。理由是前者较后者出世时间为晚。而张培锋教授指出： “大乘佛教或道教的经典‘产生’时间，即进入人类视域的时间是一回事，其观念之根源又是另一回事。”［2］134这并非否认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而是要强调，考订这类问题“必须从文化理念这个角度做出大判断”，在大判断明晰的前提下方能对具体问题进行定位。否则，弟子们于佛陀在世时即讽诵经典、小乘中没有的 “分身教化”观出现在大乘佛教中等一系列“矛盾”，就无法得到圆满解答。此外，论著还以扎实的文献资料，对于阗、高昌、龟兹等地存在的大量华夏文化因素予以考察。“如果历史上没有类似于‘老子化胡’这类事情发生，华夏文化如此深入地扎根于此是很难得到解释的”。［2］145从文化意 义上考察老子化胡，这一概念“应指以道家学派为主体的华夏人种迁移至西域地区并在此地传播华夏文化，并直接促成华夏文化与小乘佛教的融合而产生大乘佛教，其最初时间大致可确定为西周末至东周初期，其所化地域主要为今新疆的于阗、龟兹、高昌等地区，亦即后来大乘佛教兴盛的地区”。［2］137论著还 指出道家的礼乐精神在于追求“希淡平和”“大音希声”，由此证明儒道佛三教对于音声问题有着大致相同的认识这一事实。［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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